1925年

１０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自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

1928年

１０月５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1937年

１０月１６日，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规战遭受挫败、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并执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的各项具体政策。

1939年

１０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强调，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将这一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1943年

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全党整风运动告一段落。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正确认识克服错误认识、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对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1949年

１０月１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告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72年

１０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率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1981年

１０月２９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发出通知指出，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不仅要和利润挂钩，而且要和产量、质量、品种、成本等挂起钩来。这就要求企业建立健全明确而又具体的岗位责任制，实行全面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全面完成国家计划。

1984年

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３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再次阐述了按“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方针和到20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重大意义，着重指出：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变。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

1992年

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的实践经验。认为我们取得改革开放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1994年

１０月２６日至２９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胡锦涛在会上指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必须明确前进目标，这就是：要建设一个团结、坚强、群众拥护的好领导班子，尤其要有一个好书记；培养锻炼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好队伍；选准一条适合当地加快经济发展的好路子；完善一个好经济体制；健全一套体现民主管理、保证工作有效运转的好管理制度。